〈流浪到捷克 張雍拍出《蒸發》〉

2009-12-14

轉載自/《中國時報》吳垠慧 台北報導

 

     彷彿是應驗了左手臂上的文字刺青「La vie est ailleurs」(生活在他方),卅一歲的年輕攝影家張雍在捷克當了六年「波西米亞人」。這六年當中,他記錄捷克鄉下獵人、傳統馬戲團、吉普賽村落、中歐規模最大的精神病院、捷克A片工業等邊緣族群。

 

     他手上的文字刺青是引用捷克作家米蘭.昆德拉小說《生活在他方》裡的文字:「假如我們不能改變世界,那至少應該改變我們的生活,自由自在的活著……」

 

     二○○二年暑假,張雍第一次前往歐洲自助旅行,走了捷克、斯洛伐克、匈牙利等中歐國家,便徹底著迷。張雍以為,回到台北就會淡忘捷克街頭那些吸引他的陌生臉孔,沒想到去捷克生活的意念卻益發強烈。他籌備好半年的生活費,踏上捷克土地,原本只想待半年,沒想到一晃竟然過了六年。

 

     張雍說,是捷克人那不開心的面容吸引他,一九八九年捷克共產政權垮台,捷克人面對新生活轉變的陣痛。二○○五年,張雍展開捷克精神病院的拍攝計畫,「那家病院佔地有三個大安森林公園那麼大,設有卅多個部門,我拍攝的主要對象是第二部門,收容罹患憂鬱症的女性。」

 

     「我想探究『偏見』,人們太輕易貼標籤在他人或事件上。我也投射了自己的情感,因為我是在捷克生活的東方人,同屬於邊緣族群。」張雍將拍攝作品匯成《蒸發》攝影集,在台北辦「波希米亞六年」攝影個展。

 

 

 

 

〈隱身的觀察者-專訪攝影人張雍〉 

2009-12-24

轉載自/《破報》陳韋臻 報導

 

提起「藝術家」三個字,張雍站在台北小巷路旁,邊抽著菸邊與記者說:「討厭」。討厭在於藝術家三個字背後的身分指涉,也在於藝術家作為一種階級象徵。

 

記者詢問起其他報導中曾看見的「人道主義者」標籤,重新燃起一根菸,張雍說:「那是人家說的」。

 

談到自己跟拍完A片工業後對於性產業的困惑,張雍晶亮雙眼對記者說:「有機會,我真的想認識你身邊那些會看A片的女生朋友。」

 

當訪談結束,我察覺到,說起攝影家、藝術家或旅行者,似乎種種標籤放在張雍身上都顯得有些不吻合時,我才理解,可能這名遊蕩於不同被拍攝者身分、捷克各個城鎮間,領著相機嘗試記錄些什麼的張雍,真正的關切點,其實也只是為著尋求一種觀看與貼近的過程,以及在他而言或許永遠不會來臨的解答。

「我們都是病人,只是長的不一樣。」

    一開始談起在捷克拍攝Bohnice精神病院的歷程,張雍表示,這個拍攝計畫持續至今已經四年多,「還沒拍完」。在最為密集的兩年拍攝期間,他每日或隔天去,或在病院中待上一整天或過夜,「在精神病院前三個月沒有拍任何照片,我可能相機帶了裡面沒有裝底片,相機就放桌上,給她們丟啊玩啊,後來大家就變的有點像朋友。」這樣一種攝影的態度,恐怕是在攝影家身上極少存在的。

 

在捷克待了六年多,拍攝對象由Bohnice精神病院中女性重度憂鬱症患者、A片工業拍攝過程、傳統馬戲團、獵人,到當下正在進行的跨性別變性者的對象,張雍表示,在選取拍攝主題時,是朝向一般人帶有偏見目光的身分族群,例如精神病院,「一般布拉格人,如果你說了一個不好笑的笑話,他們就會說:『你是從Bohnice來的嗎?』」或者提起獵人時,就覺得他們就是到鄉下喝酒,然後射殺動物,「人或多或少都會有些偏見,但我自己比較不喜歡。」

 

向下,當提起自身同時作為攝影者與男性的外來者身分,闖入一個女性憂鬱症患者的空間,張雍第一時間闡述了作為攝影者必須面對的道德天枰,也就是一種公平的凝視角度,對此,張雍首先的選擇是與拍攝者互動,「我剛進去的時候,她們問我為什麼來這裡,我說,我也是病人。我們都是病人,只是長的不一樣。她們聽完就開始笑。」四年過去,張雍坐在地下室的展覽空間、身旁環繞自身作品時,娓娓回憶起與精神病患相處的經驗,他說,當時自己捷克語不流利,許多情境底下形成的誤解,也就實在地打破一般人對於「瘋子」的定義,「瘋狂就只是這樣……就只是不能理解……他們只是需要有人聆聽,好好聊一聊……當你看到有些人待了一段時間回家,一個月之後又被送回來,跟當初離開開心健康的樣子判若兩人,你就會知道,真正的問題其實是在外面,是在真實世界裡面……」

 

類似的一種與外在世界隔絕之境,勾出了張雍數個月跟隨當地傳統馬戲團拍攝後台的計畫,「每次我經過貨櫃車改裝的大門,工作人員穿禮服,進出口兩個門連接不同世界,買票進去看戲出來的人都很開心。但我永遠看到站在那裡的工作人員是不開心的。」於是因著一股好奇心,張雍走進了舞台幕後與拖車之中,遇見在觀眾台上看不見的遊蕩馬戲人生,也與小丑當成了好朋友,隨著他們前往其他城市演出,或在布拉格與他們在公園內巡迴,「一個小丑四十出頭,跟我很好,他有個十八歲的女朋友。你小時候不會想像一個小丑會抽煙,但他就還著妝時在我面前抽煙,那感覺很怪……」張雍說著說著笑起來,像是一名孩童般的訝異夢幻世界崩毀,也是一名成人看見生命的真實質地。

 

與原罪相抗衡的力道

        面對的相機作為權力象徵的特性,如何與此「原罪」相處並嘗試翻轉權力結構,則貫穿了張雍每個拍攝當下的動作與思惟,而他也尋找出屬於他信仰的結構關係,也就是「團隊合作」-拍攝者與被拍攝者作為一個團隊的信念。剝削或者目光承載的客體,在張雍攝影過程中被排除在思考之外,承接了其恩師Viktor Kolar的理念,張雍深信只要掌鏡者願意,一種友善與平等的關係將會產出,「沒有那些人的開放或合作信任,拍出來只會有兩種可能,一是裡面沒有東西,一是他們不舒服的狀態。」這或許解釋了何以在張雍關於A片工業的作品《情慾布拉格》(Praha Erotica)短片中,呈現的並非慣見的情色獵奇,相反地,觀者可能是個隱身的在場者、被男優凝視的目光承載體,也可能只是觀看鏡像的任何人。

 

至於究竟如何理解A片工業,張雍坦承自身並不喜歡,然而,「我跟了兩年,時間不夠我去理解作判斷。我還在找那個答案,我不想下結論,也許永遠也不會有結論。」然而,日後走入不同性產業的場景,也讓張雍對「自以為良善的立意」產生懷疑,例如與捷克德國邊境妓女的接觸,被奪走底片並潑酒在臉上,或者走入現場實境秀天體換妻俱樂部Big Sister,被強行脫掉衣服,以要求「公平」的經驗,讓他開始反省最初的立意,「也許她們並不期待被理解」。在這些情況底下,張雍選擇是放棄,銜接著張雍對「團隊合作」的信念,他並不強迫進入也不以金錢買通,「像是到印度花錢拍小孩的照片,那是最自私的紀念品。」

 

至於往後是否會重新進入?「我現在這個階段還沒準備好回去,我也不想強迫我自己。如果我準備好了,就是我會不穿衣服跟他們一樣裸體回去。」語畢,其臉上的認真,讓記者理解到,即使張雍選擇放棄,同時在做的也是探詢自己的道德底限,並且不排除一切衝破的可能。

 

生活,不在他方

       手臂上刺著「La Vie est Ailleurs」(生活在他方),張雍大笑著說:「這是一本很爛的書,米蘭昆德拉的書名。」與記者分享自己超愛赫拉巴爾的同時,提起米蘭昆德拉這本書,張雍一臉戲謔地說:「大家都誤會了,這句話並不是在說『生活在別的地方』,而是一個提醒,提醒自己生活就是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。」

 

二十五的年歲,張雍隻身來到布拉格,談起異鄉的生活,他將之形容為「無重力」的情況,相對於在台灣時必須對抗的重力,兩者都不好跨越。而似乎,「生活在他方」一句話的誤解與真意,似乎同時隱喻了張雍從年輕時期擺脫台灣傳統生命期盼遠行,而後再往回觀看自己與生活的關係。「良善」、「道德」、「信仰」,似乎與身分標籤一樣,擺在張雍身上都顯得怪彆扭的,想到底,他的作為真的也只是一場探究,「了解關於人的任何道理」,就像談到每一則他著手並發表在展覽與書籍上的作品時,無論過程究竟多長,他自己總是說尚未完成,面對影像中靜定的黑白色調或凝視鏡頭與觀者的人們,他會跟你說:「我拍他們的故事,抽象一點就是他們的靈魂。這只是剛開始而已。」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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